什么是“新清史”？我們為什么說“新清史”是錯誤的？｜“正道”專欄之①
發布時間：2024-01-15 09:38:29 作者：包頭熱力
個別美國學者對中國清代歷史的研究，自稱與以往的研究不同，他們試圖用征服王朝理論闡述清代歷史，故有“新清史”說。他們視清朝是對外殖民的擴張型內亞帝國，“中國不過是清帝國的一部分”“中國人只是漢人，滿人、蒙古人、西藏人都不是中國人”。這種觀點遭到質疑進而被普遍否定，成為國內學界的共識。我們為什么說“新清史”是錯誤的？將其中的原因歸結為政治因素或中華民族情結是不客觀的揣測。真正的原因是其說法不僅不符合清代歷史實際，更不能客觀詮釋中國這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的歷史。
▲故宮。（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滿洲”與“中國”不是對立概念
將“滿洲”與“中國”對立是“新清史”一系列觀點得以存在的基礎。但“中國”的含義是豐富的，而且能夠用于指稱人群的“中國”概念，其所指稱的人群也不是固定的一個群體，雖然在某些情況下，是指稱分布在中原農耕地區的人群，但這一群體自始至終都存在著不斷融合和遷出、遷入的情況。
在先秦典籍《禮記》中，分布在西周“王畿”（京師）的人群被稱為“五方之民”中的“中國”。秦漢時期，由“中國”衍生而來的秦人、漢人是中原地區夏人、商人和周人凝聚的結果，而三國時期則分裂為魏人、蜀人和吳人。西晉的短暫統一，催生了晉人的稱呼，但晉人南遷和“五胡入華”徹底改變了中原地區的人群結構，“關中之人百余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即言此。
▲兩晉人口遷徙示意圖。（圖片來源：《中華遺產》2016年08期）
隋唐時期，“中國百姓”和“四夷之人”共同構成了“天下”，而“中國百姓”同時又有“唐人”“華人”“中華人”等不同稱呼。五代遼宋夏金時期，“中國”更多是用于“正統”的爭奪，宋人、遼人、金人才是對宋、遼、金境內人群的共有稱呼。
▲遼、北宋時期全圖。（圖片來源：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
清朝實現中華大地的大一統后，雖然存在滿洲人、蒙古人、漢人等不同人群的稱呼，但在清朝大一統體制下也有了一個共同的名稱——“中國人”。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清朝和俄羅斯簽訂的《尼布楚條約》中，“中國”已經是多民族國家清朝的代稱，如“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為界，河之南岸屬于中國，河之北岸屬于鄂（俄）羅斯”。與此同時，相對于“西洋人”，“中國人”在清代文獻中漸成清朝境內眾多人群的統稱。如“海洋行船，中國人多論更次，西洋人多論度數。”
▲1820年清疆域圖。（圖片來源：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
也就是說，即便是“中國”作為地域概念，生息繁衍在其上的人群也不是固定不變的，不同人群的遷徙與聚合隨著不同政權的更替而呈現不同樣態，并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稱呼。
隨著清朝實現了中華大地的大一統，盡管疆域內還存在著不同的對眾多不同人群的稱呼，但“中國人”卻是其共同的稱呼，因此用于指稱人群的“中國”和“滿洲”并非完全對立，更多情況下則是一種包容的關系。這也是理解清朝歷代皇帝都將自己視為“中國”皇帝的原因。
清朝統治者是“大一統”政治體制“正統”的競爭者和繼承者
“滿洲”與“中國”概念的意義，并非在凸顯“漢化”或“滿洲性”，其目的是“正統”的爭奪。
因為盡管分布在“中國”區域內的人群是變動的，但“中國”身份卻是中華大地上眾多政權獲得“正統”的重要條件之一，而“滿洲”的“東夷”身份能否成為“正統”，自先秦時期就論爭不斷，這也是雍正皇帝撰寫《大義覺迷錄》的直接動因。“中國”一詞目前所知最早出現在1963年發現的西周青銅器何尊的銘文中，“宅茲中國”之“中國”的含義盡管后世學者有不同的解讀，但指稱“京師”和“中央之國”的政治含義是難以否認的，其背后隱含的是指稱西周以“周天子”為核心的“大一統”政治秩序。
▲何尊。（圖片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微信公眾號）
▲何尊銘文，陰影部分即為“宅茲中國”。（圖片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微信公眾號）
拓跋鮮卑建立的北魏、契丹建立的遼朝、女真建立的金朝等實現對中華大地北部的局部統一，乃至蒙古建立的元朝實現了中華大地的“大一統”，且其歷史被稱之為“正史”。“滿洲”出身的清朝統治者，盡管實現了對中華大地的“大一統”，但其“正統”地位依然受到曾靜、呂留良等為代表的儒士的否定，這也是雍正皇帝撰寫《大義覺迷錄》的直接原因，試圖將“滿洲”視為“籍貫”并用“有德者可為天下君”“仰承天命”等為其“正統”地位進行論爭。
▲雍正皇帝。（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院）
更重要的是，雍正皇帝認識到維護“大一統”政治體制應該強調“天下一統、華夷一家”，進而認為“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為夷狄”是“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的重要原因，明確提出清朝“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這充分顯示，以雍正皇帝為代表的清朝統治者并沒有將自己定位在“大一統”政治體制之外，更沒有把自己視為“征服王朝”，而是“大一統”政治體制“正統”的競爭者和繼承者。
▲《大清一統志》書影。（圖片來源：中華古籍資源庫）關注“天下”而不是“中國”，才是能完善理解中國這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歷史應有的視角
中華大地上存在過很多政權，但在清和中華民國之前，并沒有出現將“中國”作為國號或簡稱的情況。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雖然代表著“大一統”政治體系，但“天下”才是指稱“大一統”體系實施范圍的概念，這也是中國這一多民族國家在古籍中往往被稱為“天下國家”的原因。因此，關注“天下”而不是“中國”才是能夠完善理解中國這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歷史應有的視角。
“天下”一詞出現很早，其指稱的范圍隨著人們的認知水平而不斷向外擴展，但也不是無限拓展的概念，有理想和現實之分。《詩經》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對理想中“天下”的描述，而經常見諸于史書記載的“大赦天下”則說的是現實中的“天下”。現實中的“天下”范圍因王朝的疆域不同而有不同所指，但一般是指王朝“有疆無界”的疆域。“天下”的人群在先秦時期是“內諸夏而外夷狄”，魏晉南北朝時期強調的是“華夷之辨”，唐人的認識則是“中國百姓”和“四夷之人”等。盡管有不同的人群劃分標準，但共有“天下”是一致的認識，這也是古籍中經常出現“華夷一家”等觀念的原因，同時也體現著不同人群和政權對“大一統”政治體系的認同。這種認同則是推動中國這一多民族國家從“天下國家”到清代主權國家演變的重要動力。
▲《皇清職貢圖》反映了清朝各民族朝貢的情況。（圖片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共有“天下”和持續追求“大一統”的結果是，當今中國這一多民族國家是生息繁衍在中華大地上的眾多人群、包括已經消失的人群共同締造的，其形成與發展的歷史不僅包括被稱之為“中國”的王朝系列，即所謂的“正統”歷代王朝；也包括歷代王朝之外存在于中華大地上的更多的政權，如匈奴、鮮卑、高句麗、突厥、薛延陀、回紇、渤海、南詔、吐蕃、西夏、大理等以及被稱之為“五胡十六國”的眾多政權。擁有獨特的天下觀、人群觀以及“大一統”為核心政治理想是中國這一多民族國家得以形成與發展的重要因素，用西方的“民族”視角僅僅關注“中國”和某個政權統治者的出身，是難以準確認識和詮釋中國這一多民族國家歷史的，這是我們不認同新清史的深層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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