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源自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實踐
發布時間：2024-04-22 10:41:37 作者：包頭熱力
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強調中華民族大家庭、中華民族共同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等理念，鮮明提出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作為民族地區各項工作的主線，進一步拓展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形成了黨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開辟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黨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歷史性成就。”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重大原創性理論，來自于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的實踐。回顧歷史，我們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的百年實踐，貫徹始終的主題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我們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帶領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這一實踐歷程，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設歷程。
▲2023年11月26日，麗江至香格里拉鐵路開通運營。麗香鐵路起自云南省麗江市玉龍納西族自治縣麗江站，接入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香格里拉站，穿越青藏高原橫斷山區腹地，途經多個民族聚集地。圖為麗香鐵路開通當日，參加通車儀式的少數民族代表拍照留念。（新華社記者 陳欣波/攝）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實踐開創了民族獨立解放的道路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勵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前赴后繼、英勇奮斗的根本動力。”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國內最早的一批馬克思主義者，堅守人民立場，將民族解放、國家獨立視為共產黨人的使命與追求。如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李大釗明確指出，中國革命的首要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實現民族解放。他強調，與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相比較，國內的民族問題倒在其次，各民族在中國漫長歷史中早已“畛域不分、血統全泯”，“五族之文化已漸趨于一致，而又隸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國體之下”。李大釗提出“新中華民族主義”，主張以此為宗旨“建立民族之精神，統一民族之思想”，實現“中華國家之再造，中華民族之復活”。
1922年，黨的二大基于當時的歷史條件，在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提出，黨的奮斗目標之一是“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
長征路上，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穿越11個省，經過十多個少數民族聚居區或雜居區，深入了解了多民族國家的國情。經過長征洗禮，我們黨從單純依靠工人階級的“清一色”轉變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力量的“大聯合”，從“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轉變為“中華民族先鋒隊”。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瓦窯堡會議上第一次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又是全民族的先鋒隊，這使得黨將階級性和民族性統一起來；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促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全面覺醒。先鋒隊屬性的正式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首次提出，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結晶。
▲位于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冕寧縣彝海鄉的彝海結盟紀念碑。1935年5月，時任紅軍總參謀長兼先遣軍司令員劉伯承和彝族果基家支頭人小葉丹以水代酒，“彝海結盟”。這次結盟對中央紅軍主力順利通過彝民區起了重要作用，也在彝區埋下了革命火種。（圖片來源：新華網）
在抗日戰爭期間，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讓中國瀕臨滅亡的邊緣，中華民族陷入空前的危機。為捍衛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我們黨堅定地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拋棄了蘇聯的“民族自決權”理論。九一八事變后，日本支持溥儀成立了“滿洲國”，支持德王成立了“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同時又積極拉攏西北軍閥企圖建立“回回國”，這些都是日本帝國主義以“民族自決”之名行“肢解中國”之實。對此，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批判留蘇派的教條主義錯誤，首次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同時將共產國際指導下提出的“民族自決論”改為“民族區域自治論”。1939年，毛澤東同志撰寫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是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提出后的重要理論著作，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代表作之一。文中開篇第一章第一節就以“中華民族”為題，首次正面而又系統地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中華民族觀，因而也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的重要成果。
在黨的領導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勝利，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和一盤散沙的局面，實現了民族獨立解放，中華民族作為一個凝聚力空前的整體真正站了起來，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
二、新中國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的創新彰顯了高度的政治智慧
新中國成立前夕，建立什么性質的新中國這一問題擺在了中國共產黨人面前。1949年6月30日，毛主席對人民民主專政進行了系統論述。1949年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簡稱《共同綱領》）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民主專政的實質是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在中國具體歷史條件下的體現。在工農聯盟之外，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也是人民的一部分。通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構建了兩個層面的團結：一方面是“團結各民主階級”；另一方面是“團結國內各民族”。由此，保證了各民族之間、各民族工農階級與其他進步階級之間的平等團結，從而將四萬萬同胞都包括進來，強化了中華民族的整體性。
新中國沒有采取蘇聯的聯邦制模式，而是確立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中的制度創新。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經過反復討論，《共同綱領》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確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政治制度，以“寓封建于郡縣”的古代智慧鍛造單一制的國家制度，以“因俗而治”的中華傳統妥善處理民族地區的治理問題，以“和而不同”的中國文化平衡差異性與共同性的關系，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
▲新疆和田市團城街道：為改善居住環境，保持和田歷史文化街區風貌，當地利用北京市援疆資金，對和田老城區進行保護、安居、旅游與就業四位一體的改造。（圖片來源：新華網）
事實證明，新中國與蘇聯處理民族關系的制度與政策不同，直接影響了兩國后來截然不同的歷史命運。比如，蘇聯憲法規定各加盟共和國有權通過“自決”退出聯盟為之后的解體留下隱患；而我國《憲法》第四條規定“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在制度設計上就將民族因素與區域因素相結合，確保中央政令的統一與地方積極性的發揮。又如，蘇聯將階級關系凌駕于民族關系之上，用無產階級專政消滅民族差異，反而激化民族矛盾；而我國堅持民族平等，在階級問題之外也重視民族解放。再如，蘇聯宣揚俄羅斯民族的優越性和突出貢獻論，激化了與其他民族的矛盾；而我國兼顧階級平等與民族平等，強調中華各族兒女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實踐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中國化蘊藏著解決民族問題的中國智慧。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之所以具有優越性，歸根到底來自于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優越性。
三、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重大原創理論開辟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
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蘇東劇變、世界社會主義遭遇嚴重挫折之時，我國經受住了嚴重沖擊，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繼續向前推進。1990年，黨中央進一步提出“三個離不開”，即“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各少數民族之間也相互離不開”，深刻闡述了中國各民族休戚相關、命運與共的血肉關系。
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立足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基本國情，站在治國理政的戰略高度，汲取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精髓，根植中華民族悠久歷史，超越西方民族國家理論，沿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正確方向，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提出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大原創性理論，形成了黨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開辟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
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必須立足中華民族悠久歷史，把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從根本上來說，推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關鍵就是“第二個結合”，尤其是在理論指導層面。“第二個結合”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推動了中華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現代轉型；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經由“結合”而成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成為人類文明新形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作為中華各民族共建共享的文明形態，意味著追求共同價值，共擔奮斗使命，共享文化認同。因此，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是同向同行、互促共進的關系，在更深層面上推動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大會群眾游行中的民族團結方陣（新華社記者 張宏祥/攝）
正是立足于“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大原創理論，開辟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具體包括：從歷史發展角度提出必須堅持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是馬克思主義民族歷史過程論與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規律的深度結合；從共同體角度提出“四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是馬克思主義民族交往聯合論與中國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客觀實際的深度結合；從方法論角度提出中華民族與各民族的“四對關系”，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與中國傳統辯證思維的深度結合；從治國理政角度強調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和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理念，是馬克思主義國家民族理論與中國大一統演進規律的深度結合。
習近平總書記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大原創理論，說清了中華民族與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關系，界定了中華民族和各民族的關系，擺正了共同性和差異性的關系，講透了一體和多元的關系；揭示出“中華民族”是各族交融匯聚而成，是擁有幾千年深厚歷史根基的民族實體，旗幟鮮明地主張中華民族是在“四個共同”歷史實踐中不斷強化的命運共同體。這也表明，隨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不斷推進，我們黨的歷史自信與文化自信達到了新高度。
從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的百年實踐可以看出，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強調是貫穿其中的一條主線，始終服務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盡管在不同歷史時期，在不同歷史條件下，黨的民族工作的任務和重心有所不同，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的核心一直不變，突出的是中華民族的整體屬性，維護的是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正是在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指導下，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的優越性不斷得以彰顯。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大原創理論，既是源自對統一多民族國家演進過程中“四個共同”的歷史總結，也是源自對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百年實踐的經驗提煉，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立足中華民族悠久歷史，洞察時代大勢，把握歷史主動，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創新品格與蓬勃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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