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出土文書，帶你走進唐代的吐魯番
發布時間：2024-07-30 09:17:43 作者：包頭熱力
《中華民族共同體概論》指出：“吐魯番文書中保存著大量唐代在西域的郡縣制材料，展現岀戶籍制度在該地區的施行。640年唐朝重新統一西域后在西州（今新疆吐魯番東南）、伊州、庭州實行了同中原地區一樣的州、縣、鄉、里制度。這些州縣的官吏都由唐朝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各地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與中原基本相似。”
得益于吐魯番地區干燥的自然環境，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在阿斯塔那古墓葬區、伯孜克里克千佛洞、高昌故城和交河故城等遺址出土了大量文書、文物資料，這些吐魯番出土文書成為我們研究古代歷史與文化的第一手珍貴資料。本文通過對吐魯番文書的深入研究，實證西域與內地的密切聯系，生動反映了中華文明統一性的深刻內涵。
▲交河故城。（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在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中，吐魯番地區出土的文書宛如一顆璀璨的明珠，它所承載的豐富信息，為我們揭開了唐代大一統在西域這片廣袤土地上的神秘面紗，展現出一幅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
從政治到經濟，從文化到社會生活，吐魯番文書猶如一部詳實的史冊，記錄著唐朝在西域的治理方略、經濟制度的推行以及文化的交融與傳承。它所記載的州縣制、鄉里制、戶籍制、府兵制、律令制、公文制等，無不是唐朝大一統在西域的生動實踐。
吐魯番文書與政治大一統
吐魯番文書所記州縣制、鄉里制、戶籍制、府兵制、律令制、公文制等，無不體現了唐朝大一統在西域的政治實踐。貞觀十四年，唐朝平定高昌，隨即在當地設置安西都護府與西州州府，實行軍、民二元分治管理體制。其后，為應對復雜多變的西域形勢，改二元分治為一元化管理，由安西都護府統轄盆地一切軍政事務，對西州進行切實有效治理與管轄。這種一元化軍政管理體制，成為中原內地與西域地區政治一體性的可靠保證。
▲西州之印。（劉安志供圖）
戶籍制與府兵制是確保政治一體性的重要支柱。吐魯番所出唐貞觀十四年李石住等戶手實，表明唐平定高昌之初，即要求西州民戶申報手實，嚴格推行戶籍管理制度。通過編制戶籍，唐朝將社會性單位“家”轉化為政治性單位“戶”。西州民眾雖職業不同、民族各異，但都擁有了統一的政治身份“百姓”，共同承擔國家義務，參與邊疆建設，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做出貢獻。唐朝在西州設置軍府，推行與中原內地一樣的府兵制。開元六年以前,府兵簡點每年一次，此后改為三年一次。這一政策調整,得到吐魯番文書的證實，反映了唐代府兵制在西州的實施及演變歷程。
▲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載初元年寧和才手實。（圖片來源：中國民族宗教網）
文書行政是政治制度得以運行的關鍵環節。東漢王充在《論衡》中說: “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反映文書行政在國家大一統政治運行中的重要作用。以唐代解文為例，其作為一種重要公文, 明確載于唐代律令之中, 并有相應的“解式”。從現有吐魯番文書資料看，唐代解文有縣申州解、折沖府申州解、州申尚書省解三種。解文與下行文書符文緊密對應,二者承載著政令傳達、信息溝通的重要功能,是聯系唐代中央與地方州府、州與縣、州與折沖軍府之間的橋梁與紐帶。吐魯番出土的二十余件唐代解文，是認識唐朝大一統制度實施與行政運作的珍貴文獻。
▲唐代解文。（劉安志供圖）
吐魯番文書與經濟大一統
唐朝同樣將中原的經濟制度推行到西州，最典型的就是均田制和租庸調制。吐魯番所出授田、退田、欠田諸文書，以及戶籍文書中“合受田”“應受田”“已受田”“未受田”等相關記載，表明唐中央朝廷所頒均田令在西北邊疆的切實推行。
唐租庸調制規定：丁男年納粟（租）二石，調綾絹絁各二丈，綿三兩。根據吐魯番所出唐代戶籍文書，西州百姓每丁納租陸斗，緤布一匹。租額少顯然是因為授田不足所致，但這體現了王朝國家租調制度的統一性，也反映了地方州府在執行時的靈活性。
▲吐魯番出土唐代庸調布。（圖片來源：亞洲中心時報）
唐人張籍《涼州詞》所記“無數鈴聲遙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顯示出內地與西域之間密切的經濟聯系。吐魯番所出“儀鳳三年度支奏抄”及來自陜西、河南、安徽、江蘇等地的唐代庸調布，表明唐朝通過中央主導的財政性物流，實現了對地方州縣所收租調的統一再分配。西域與內地通過財政性物流聯結在一起，形成統一的經濟網絡。吐魯番所出唐天寶二年的物價文書中，所列商品即有來自中原內地的梓州小練、河南府生絁、常州布、益州半臂等，深刻反映了西州與內地經濟交往的密切，是唐朝經濟一體化的重要體現。
吐魯番文書與文化大一統
《梁書》記高昌“言語與中國略同，有五經、歷代史、諸子集”。吐魯番出土了大量經史子集文獻，如《尚書》《史記》《文選》《大唐西域記》等。這些文獻均是用漢文書寫而成，可以與傳世典籍相互印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禮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吐魯番文書中即發現有《大唐開元禮》殘片，書法工整，嚴格遵循唐代“平闕式”，表明《開元禮》行用于西北邊疆，反映了中華禮儀文化在西域的流傳及影響。
▲《大唐開元禮》殘片。（劉安志供圖）
教育是實現文化統一的關鍵環節。吐魯番所出唐景龍四年學童卜天壽所抄《論語鄭玄注》殘本的發現，使亡佚千年的鄭注《論語》重見天日。有趣的是，卜天壽也在其中留下了自己的心聲：“寫書今日了，先生莫咸（嫌）池（遲）。明朝是賈（假）日，早放學生歸。”可見《論語》已成為唐代西州學生的必修課。此外，吐魯番還出土了多件童蒙讀物《太公家教》殘片。依據這些殘片可以確認，《太公家教》成書于七世紀下半葉，八世紀廣泛傳播于全國各地。這些說明西州民眾在文化認同上與中原地區達到了高度統一。
▲卜天壽《論語·鄭玄注》抄本局部。（劉安志供圖）
吐魯番出土的數十件隨葬衣物疏，反映了普通民眾對死后世界的想象與建構。其中多有“若欲求海東頭”之語，指明“東海”是逝者的魂歸之所。這種“東海”信仰，源于南朝的江南地區，反映了南朝文化對高昌的影響。中古高昌民眾去世之后，靈魂所系之處是東面萬里之遙的東海，顯示出吐魯番與中原內地民眾具有牢不可破的統一文化基因。
總之，政治大一統是經濟、文化統一的強力保障，經濟大一統是政治、文化統一的內在動力，文化大一統則將政治、經濟的統一內化于各族人民的心中。吐魯番文書是中華文明統一性的文物實證，對理解大一統中國的歷史進程具有重要意義。文書所見唐代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維度的大一統史事，是展現中華文明統一性的生動案例，是中華大一統格局在唐代的深化拓展，實證西域與內地的密切聯系，共同“編成”統一的中國歷史圖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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