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 推動民族文學高質量發展
發布時間:2024-11-26 16:25:30 作者:包頭熱力
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推動民族文學高質量發展
文/潘 岳
民族文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載體和組成部分。新時代建設什么樣的民族文學、怎么建設民族文學,是我們必須回答的問題。答案正是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之中,正是在“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的實踐過程之中。十年前,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要求文藝文化工作者從當代中國的偉大創造中發現創作的主題、捕捉創新的靈感,深刻反映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巨變,描繪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圖譜。一年前,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提出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深刻闡明了“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的實質內涵;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正式提出并系統闡述了習近平文化思想,表明我們黨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達到了新高度,為新時代民族文學守正創新提供了思想偉力。一個多月前,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我們黨正是因為堅持“兩個結合”才開辟了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強調“燦爛的中華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彰顯了民族文學在鑄就多元一體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中的巨大價值。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們要牢牢把握民族文學創作深化中華民族新敘事的創新點與著力點。
一是民族文學要始終堅持立足于“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習近平文化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文化篇”,這一重要思想“活的靈魂”是“第二個結合”。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第二個結合”打開了創新空間。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理論激活了中華文明的基因,推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故鼎新。另一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充實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生命,推動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成為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這就意味著民族文學必須立足于“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才能堅持馬克思主義魂脈,扎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脈,深刻把握創作實踐的正確方向和方法要義;才能堅持新時代文化使命,團結各民族文學創作者共同創造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實現中華文明的全面復興;才能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展現中華審美風范,更有力地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增進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推進中華文明與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鑒。總之,“第二個結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又一重大理論創新,不僅能解決民族理論界的深層問題,也能解決民族文學創作實踐的深層問題。我們務必認真學懂弄通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重要講話的深刻內涵。
二是民族文學要及時反映正確中華民族歷史觀的新內涵。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闡釋了各民族共同開拓了祖國的遼闊疆域,共同書寫了悠久的中國歷史,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化,共同培育了偉大的民族精神的“四個共同”的中華民族歷史觀。在今年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又新加上“各民族共同締造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成為“五個共同”,凸顯“國家與民族”視角,彰顯了各民族凝聚成中華民族與各民族共創統一國家的對應關系,表明中華民族是各族人民的共同身份,中國是中華民族的共同家園。這就意味著民族文學理應講好各民族共創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故事。關于統一國家的建構,中華文明有著世界上最悠久的經驗,各民族都發揮過重大作用。我們既要展示各族人民共建從古代到現代的統一政治共同體的歷史,也要反映各族人民共塑經濟互補、血脈相融、文化互鑒的社會共同體的歷程;既要突出中原對于國家的凝聚與支撐,也要闡發邊疆對于國家的豐富與發展。這方面有很多深刻的思考與歷史的抉擇,有無數動人的故事,需要得到更加充分的講述,以此避免落入“國家情懷”與“少數民族氣質”對立的錯誤敘事陷阱。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形成了數千年“九州共貫、多元一體的大一統傳統”。這意味著浸潤數千年中華文明的中華民族始終能夠堅守家國情懷,承載各種人文樣態,包含各種生命情感。因此,民族文學在選材、敘述、情感表達時,“國家”意識應永存心中。這是我們潤物無聲地反擊各種解構中華民族共同體錯誤史觀的歷史自覺和時代擔當。
三是民族文學要著眼于闡釋中華民族形成發展的基本規律。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中首次用“血脈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經濟相依、情感相親”概括中華民族形成發展的基本規律,為民族文學大有作為提供了廣闊視野。各民族血脈相融,打破了“單一族源論”錯誤觀念。各民族信念相同,強化了“中華大一統”的思想共識。各民族文化相通,奠定了獨特的中華文化交融發展模式。各民族經濟相依,彰顯了中華民族構建統一經濟體的內生動力與制度優勢。各民族情感相親,鑄牢了中華民族一家親的人心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更指出:“各民族只有不斷團結融合、自覺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才能擁有更美好的未來”,深刻揭示了民族團結進步與各民族前途命運的內在聯系。這就意味著民族文學要全景式反映各民族全方位“互嵌”交融的歷史進程,揭示出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歷史必然。從空間上看,民族文學應著眼于青藏高原、北國雪原、西陲戈壁、江南河海的團結交融典型故事進行深度敘事;從文化上看,民族文學應發掘浩瀚的團結融合史料,特別是民族語言文獻古籍中的“三交”史料進行文學再現;從經濟上看,民族文學應深描各族人民經濟上互通有無、互為補充、互市不斷的團結融合題材;從社會上看,民族文學應關注和親通婚、人口流動、交雜居住的團結融合情境敘事;從心理上看,民族文學應強化各族人民手足相親、守望相助的團結融合與情感共鳴。總之,民族文學應從數千年漫長的“三交”歷史中開新,從“日用而不覺”的“三交”實踐中掘新,選取各民族在空間、文化、經濟、社會、心理等方面全方位互嵌的題材進行創作。
以民族文學促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民族文學界必須面對的時代問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要把握好“四對重要關系”,民族文學創作亦是如此。
一是把握好共同性與差異性的關系。共同性是主導,是方向、前提和根本,但增進共同性并不意味著消滅差異性;尊重差異性不是要固化差異,更不能削弱和危害共同性。實際上,共同性與差異性可以互相成就。從豐富的文化差異性中提煉共有共享的符號、意蘊和精神,是民族文學創作的“壓箱底”功夫;書寫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內容與形式,是民族文學打造“共同體美學”的最重要價值。本屆獲獎作品中,作家馬伯庸的《大醫》,以80萬字的鴻篇巨制寫出了20世紀前半葉醫療史中的愛國情操、人道情懷與理想信仰,凸顯了中國人的共同精神世界;作家尼瑪潘多的《在高原》,通過描繪漢藏結合的茹瑪家族四代人的人生際遇,勾勒出了民族融合、家國同構的歷史脈絡,彰顯了中華民族的共同性。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
二是把握好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各民族意識的關系。每個作家既屬于不同的個體民族,更有著最高的共同民族身份“中華民族”。本屆獲獎作品中,許多作家跳出了單一的民族視角,從中華民族整體視角展開歷史敘事,如少一的《月光緊追不舍》,不刻意描繪具體封閉的“民族特色”事物,而是把握當代中國青年內在的、獨特的精神氣韻,貫穿于現實生活的民族傳承,使民族文化敘事、地方性敘事和警察視角巧妙地融為一體,凸顯了共同體意識;阿舍的《阿娜河畔》中的“茂盛農場”,就是整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數十年歷史發展的縮影,以豐盈的情感描寫各民族一家親的動人故事,歌頌各民族同心協力、共同建設邊疆的偉大歷程;張雪云的《“海牛”號》將目光投向了深海海底鉆機“海牛”號的研究團隊,關注國之重器,再現屬于整個中華民族的榮耀。這些也都是很好的例子。
三是把握好中華文化與各民族文化的關系。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共同構成了生機盎然的中華文化。各民族文化也都浸潤著中華文化共通的價值追求、道德理念、生活習俗和審美習慣。本屆獲獎作品中,作家向迅的《與父親書》,寫出了中華兒女普遍具有的父慈子孝但又內斂含蓄的文化品格;作家肉孜·古力巴依的《花兒永遠這樣紅》,描繪了跨民族的深厚情誼,頌揚了各族人民間的無私互助;作家北雁的《洱海筆記》表達了中華文化追求“萬物和諧共生”的生態哲學理念。這些都很好地表現出各民族文化共塑中華文化的“融合”特征。那些把各民族文化塑造成純而又純的“單質化”取向的寫作,既不符合歷史實際,最終也是沒有生命力的。
四是把握好物質與精神的關系。這是民族文學見物思人、“明心見性”的必然選擇。特別是各族兒女在黨的領導下,打贏脫貧攻堅戰、共同走向現代化,本就是物質和精神世界同時發生深刻變化的偉大歷史進程。我們要立足新時代,既謳歌各族兒女創造的巨大物質文明,更要凸顯各族人民共同建設強大的精神文明。本屆獲獎作品中,作家牛海坤的《讓世界看見》,呈現了草原繡娘從貧困狀態走向自立新生的蛻變心路;作家吉米平階的《幸福的旋律——西藏脫貧交響曲》,既展示了民族地區脫貧攻堅取得的輝煌成就,又頌揚了各族干部群眾堅韌不拔的毅力。這些都充分說明越是民殷國富,民族文學越要滋養各族文學愛好者的心靈,越要激揚中華兒女逐夢新時代的鏗鏘志氣、錚錚骨氣、厚足底氣。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體學習會上指出,“堅持馬克思主義這一根本指導思想,植根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順應信息技術發展潮流,不斷發展具有強大思想引領力、精神凝聚力、價值感召力、國際影響力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不斷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文化根基”。民族文學界是賡續中華文脈、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宣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力量,應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始終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積極推進民族文學高質量發展,推動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引領全社會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